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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 阿里巴巴,你须对童工之死作出回应

导语

2016年4月24日,14岁童工小攀在佛山至雅内衣公司猝死事件被媒体曝光,在中国社会及NGO行业引起极大重视。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对佛山至雅内衣的供应商、验厂机构进行了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内衣集团都市丽人及知名监测和认证机构SGS,品牌方和监测机构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至今三方仍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4月28号,文章发出之后得到无时尚中文网、尖椒部落等媒体的转载。截止5月5日,文章在各传播渠道的总阅读量已超过14,000,并已引起阿里巴巴的关注,我们会持续同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

4月11日,小攀被发现在出租屋内猝死。而一个月前的3月5日,他由母亲介绍进入至雅内衣公司(下称至雅)工作。

4月22日,家属得到来自工厂的15万元赔偿;当地政府依照现行法律,对工厂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万元。

小攀2001年6月出生,不满15岁。至雅工厂在接受调查时,承认自己雇佣童工。

东南亚恶性童工事件

对比近年来不断曝光的东南亚地区的童工恶性事件,客观地说,中国的童工现象并不普遍和突出。但童工屡禁不止,从2014年的凉山童工“工厂有肉吃不想回家”,到这次的童工之死,是否能简单归咎于极端贫困、法律过时、执行失确以及工厂的唯利是图?

映诺社区发展机构(Inno)基于多年供应链工厂和外来务工者社区经验发现,童工之死,是一个由“家庭防线——工厂防线——品牌防线——政府防线——消费者防线”环环相扣的五道防线崩溃失灵的结果。

而此次事件中,阿里巴巴作为其中一个主要责任承担者,由此至终,隐匿在公众视线之外。

品牌防线溃败:审核验厂完全无效,合规机制不健全

CSR专家何智权表示,供应商犯的错,是品牌的责任,因为这是品牌对其供应商的选择。

供应链作为一个严密的系统,代工厂作为供应商往往接收着来自其代工品牌行为准则(COC)的约束以及验厂审核等一系列监督。

验厂审核最开始是在上世纪90年代,由国际品牌在中国大规模寻找供应商的情况下开始推动。时至今日,中国企业渐渐开始了社会责任方面的验厂审核。

社会责任审核(Social Audit)主要针对三方面,产品、人权和环境。一方面为了保证产品的质量与数量,另一方面为了证实供应商是否满足行为准则(COC)的约束(合规),以及是否有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至雅从2012开始就已经是阿里巴巴认证的优质供应商,并接受来自“阿里巴巴淘工厂委托、由权威验厂机构进行”的实地深度验厂审核。

至雅内衣工厂阿里巴巴主页

但最近一期通过阿里巴巴委托、由第三方验厂咨询机构 SGS 执行、在至雅内衣的阿里巴巴平台主页披露的验厂报告中,除了利器管理不当(利器没有固定)以外,并无发现任何问题。

SGS 验厂报告

除了阿里巴巴以外,至雅也为广州起源、香港上市、林志玲代言的都市丽人品牌内衣代工。

至雅在其阿里巴巴供应商页面上,明确表示为都市丽人代工

SGS 的报告上也明确标注至雅为都市丽人等品牌代工

林志玲都市丽人代言

都市丽人品牌网站,供应商验厂审核的情况并没有披露,只在其年报综述了2015年的成就:“在供应商方面,今年我们获得了更大的价格优势”,可见其在社会责任意识缺席。

至雅童工猝死事件中,所折射的在合规上存在机制不健全的情况,实质是推进合规的主要利益相关方——品牌的无意识和不作为。阿里巴巴以及都市丽人,至此仍没有任何表态。甚至,在事件发生之后,阿里巴巴仍然将至雅内衣作为优质供应商,在代工供应商首页上重点推荐。

阿里巴巴首页推荐,截至发稿仍未撤回

连负有盛名的阿里巴巴公关团队,在本次至雅童工猝死事件中,也由于意识不到位而明显反应滞后。可以明确,无论是阿里巴巴,还是都市丽人,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本次事件中的任何责任。两家上市公司,对供应链管理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仍停留在上世纪。

而由阿里巴巴委托,有着多年审核验厂经验的 SGS 也难辞其咎。其验厂也显然是失效的。翻阅目前披露的至雅的验厂报告,审核方向只集中在产品质量,而对人权状况和环境缺乏关注。但讽刺的是,SGS 的官网上多篇文章表达了他们对童工的关注。

童工的转变在哪里?

这要求着“家庭——工厂——品牌——政府——消费者”形成环环相扣的五道防线,其中每一位利益相关方合力形成“尊重——保护——救济”防护网。

预防从家庭开始

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指出“家庭对儿童负有首要的照料和保护责任”。而父母作为儿童的第一道防线,在本次事件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承担应负的责任。

小攀经由母亲介绍,进入至雅内衣工厂工作。这意味着,小攀母亲对儿子作为童工进入内衣厂工作充分知情,甚至起到了促进作用。

这并不是对小攀的父母的责怪和归咎。因为这并不是个案。

在我们的儿童热线接收3000多个来自父母的个案中,不少父母由于本身的留守和流动的经历,对【何为父母】缺乏理解,在一些关乎到孩子的决定中,对其影响没有确切的认知。相信小攀的母亲,并没有认识到自己介绍儿子进入工厂工作,除了要负法律责任以外,同时也是将尚未满16岁的儿子置于他未必能妥善应对的工作场所种种潜在的风险。

作为儿童,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他们或留守交由祖父母抚养,或随父母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间迁徙。外来务工者父母对儿童教育和沟通,有心无力,甚至无心无力,好比即使与母亲一起生活,小攀在非工作时间,一个人呆在房间玩电脑,有同住之名,但无同住之实。

由于沟通失效,这些儿童对于学校、家庭缺乏归属感,又对自己应有的受教育权利缺乏认识。他们渴望早早独立,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想待在家里。中国城乡割裂的现实体现在孩子们身上,是如此的残酷和真实。

有些儿童本身、以及儿童的家庭,甚至因为非贫困因素,比如“读不了书不如工作”“孩子在老家不方便管教不放心”,“乐意”找到一份工作,既能赚钱,也能方便管教,有时甚至出现“求”用工单位雇佣的情况。

关系疏远,缺乏有效沟通,在缺乏意识和技巧的家庭教育和沟通下,第一道防线自然瓦解。这时社会组织的“补充救济”的角色尤其重要,要求社会组织能从家庭内部沟通入手,重塑流动人口家庭内部的沟通,让儿童重新对家庭产生归属感,重新建立第一道防线,与预防的角度,防止悲剧发生。

【品牌 - 工厂】需要共同着手尊重人权

如前文所述,由阿里巴巴和都市丽人为代表的品牌方,在至雅童工猝死事件中,全员缺席。而至雅公司,内部缺乏对人权状况的整体尊重,从而导致可持续发展观念落后,加上法律理解不充分以及生产计划和人力资源配备不合理,才会明知法律、道德以及安全风险的情况下雇佣童工。最终选择饮鸩止渴,以低廉快速的用工,填补生产缺口。

另外,至雅工厂出现童工,为什么工厂的工会始终保持沉默?是工厂没有设立工会还是工会形同虚设?是工会根本不知道还是有意掩盖事实?这些都值得大家思考。众所周知,工会的基本职责是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但从Inno的握手工人热线所服务的720家间工厂的经验看来,工会似乎成了专门发放福利的组织。 而从事件发生至今,工会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

除了从上至下,从管理层到一线工作人员需要重新审视其对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解,还需要作出行动,联手推进其供应链的合规。

但供应链合规从来不是品牌这个单一利益相关方、单一工具(验厂审核)就可以推进的。验厂审核一直存在失灵的现象,原因无非两点:

1. 审核工具单一,系统存在漏洞

供应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审核一年一次或一年几次,并不能持续地发现问题。品牌委托的第三方审核,也难免可能还存在无法评估审核报告真实性情况。在过去的实践中,映诺社区发展机构不乏看到工厂作假、贿赂审核员等情况。

虽然有部分品牌选择长期的驻厂审核,但驻厂员会逐渐被工厂同化,与工厂形成利益同盟,让工厂对审核有所准备,审核形同虚设,更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审核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如查阅文件,走访生产环境等。作为一次预先告知工厂的审核,工厂对于审核流程与内容相当熟悉,早早的做好了准备。审核员若想通过现场审核发现是否存在童工是否存在合规问题,难上加难。更何况,偶见情况下,一些童工由于本身不想被审核员发现而被遣散回乡,在审核进行时会自觉避让。

 2. 供应链透明度不足

供应链分工仔细,一些工厂在接到订单之后,因为工期或成本会将订单分包给其他工厂,而该分包工厂并不在审核范围内。

另外,报告中可能存在选择性披露的情况,即品牌虽然对自己供应链的问题知情,但会选择可以披露的情况向公众披露。因此,一些隐性的“小问题”在审核中很难被发现;即使被发现,也可能会面临“内部消化”,而不会在CSR报告中披露。供应链内部情况,如果没有发生例如罢工等突发事件,公众根本无从得知,也因此无法行使监管的权利。

因此,如果想优化审核效果,补齐传统验厂审核的短板,除了品牌需要首先意识到对其供应链的社会责任以外,还须调整审核方式,从机制上嵌入更多利益相关方,如:

- 在工厂内部引入第三方沟通预警机制,通过第三方倾听一线普工的声音,进而了解工厂真实情况;

Inno的握手工人热线从2007年开始营运,合作的品牌超过61个,引入热线的工厂超过720间, 直接接收来自一线工人的个案超过15000个。热线作为一个预警机制,能有效预防突发事件,并及时响应,动员及促进利益相关方对话,有效缓解问题的发生。另外,热线是一个第三方沟通平台,具有独立性,更能客观的反映问题。

- 为工厂提供持续性的培训,提高工厂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与执行能力,降低由于工厂意识不到位或者恶意掩盖而造成审核失灵的情况。由德国品牌 Tchibo 主导引入的 WE(Worker Engagement) Project,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例子。WE Project 目前已经在320间供应商工厂引入共决机制,提升了其供应商工厂在执行社会标准和开展内部对话方面的能力,让工厂工人与管理层在同一个对话平台上对话,共同推进工作场所的改善。

政府不止是立法和执法者,而应是网络的构建者

虽然目前媒体报道中,政府的反应和执法能力备受质疑。但就此次事件中,政府的表现,已是及时、合法和合情。但是由于缺乏利益相关方对话的修改意见,条例已经相当陈旧,亟待更新。

单一以强制性的手段,遣散童工回家,其结果往往不能如大家所愿。早在2008年,Inno通过握手工人热线,接收某国际品牌代工厂一位成年工人的投诉后,前往“解救”童工小陈。在返回小陈老家的2小时路程中,小陈一路沉默无言。在小陈的老家车站,工作人员无意的一句“到家了”,换来了小陈响亮的一个耳光:“你是谁? 凭什么不让我打工?”

没有完整完善的救济体系托底,童工现象得不到持续的良性改善。童工强制被遣散回家后,除了重新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外,并无其它出路。童工害怕被查出而失去工作,从而雇佣双方结成隐蔽的“同盟”关系时有发生。

因此,政府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保护者,除了立法和执法,更需要联动【品牌-工厂】和社会组织,从预防开始,为完整和完善整个防护网构建基础。

预防的核心在于重新让儿童回归学校,并切断经济带来的激励作用。童工问题始终与教育联系再一起。教育是预防面临风险的孩子们沦为童工的强有力工具,同时也是童工恢复身心健康和重返社会的关键因素。因此,除了立法执法,政府还需持续关注儿童的受教育问题,降低受教育的成本,降低辍学率。

每一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都可以带来改变

如果之前的《你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你曾经刷过屏,或者你因此开始关注产品背后的故事——每一瓶水,每一件衣服,从原料、到制造、直到送到每一位消费者手上,所关乎的,并不是只有产品本身而已。

当我们从刷屏瞬间的情绪走出来,如果我们可以回归和审视问题本身,我们或许能得出一个基本共识:作为消费者,既可以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从2010年的富士康14跳,到最近刷屏的牛仔裤,几乎在每一次国际品牌被披露有任何涉及供应链不合规的事件,无论是人权、产品还是环境,在国际社会引起国际组织以及消费者的关注和倡议,从未停止。

2012年10月,富士康山东烟台工厂被曝光使用童工后,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形成压力。

2014年,在Primark购买的一条10美元的连衣裙标签上,被发现绣有“强迫劳动至筋疲力尽”的文字,随即引起公众关注和到 Primark 门店示威。

2016年,绿色和平发起,针对 Zara 服装产品使用对环境有危害的化学品的倡议。

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消费者带来的压力尚未形成。譬如在中国的乳制品行业蒙牛、伊利的食品安全事故频频被媒体曝光,让消费者心寒齿冷,但仍没有形成一股有效力量。中产阶层大多选择海购的方式到国外去抢购奶粉,却无法要求国内的乳制品行业品牌在食品安全方面做出有效改变。品牌和工厂因此没有动力和激励去改变现状,在决策中,仍选择把精力和金钱,放在产品和营销,而非自身理应负起负责的供应链的改善上。

我们并无意倡议大家不再购买牛仔裤,或者内衣,而是在每一次购买之前,不妨多想一秒,放弃购买任何不道德生产的产品。

这一秒,乘以13亿,足以形成一股压力,一股倒逼企业,改善每一个背后可能产生的问题的有效压力。

结语

2013年4月24日,位于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郊区的一幢八层高的楼房轰然倒塌,致多人被埋,最终造成1135人死亡,超过2500人受伤。这是有史以来单次最大的服装供应链伤亡事件。

而3年后的4月24日,小攀猝死被媒体报道,带出的童工问题再次刺痛公众的眼球。

相信所有以议题为本、一直关注外来务工者的非营利组织,都如Inno一样,希望此次事件能牵动更多关注,实质推动问题的改变。但我们的力量非常微小。

虽然剖析事件本身已有影响力,但若没有五道防线的共同协作和努力,另一个小攀可能正在老家去往打工的长途汽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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